春节期间，本刊记者来到了抚顺市，在与一系列人士接触之后，深深感到，这个二三十年前赫赫有名的“煤都”，雷锋工作过和最后殉职的地方，仍处于建国以来经济下滑最严重的时期。而经济不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应该是导致这次“选战”的主因。 就在抚顺市人大开会期间，接待群众上访的工作也达到高潮，临时信访接待处就设在市中心的公交招待所。该处位于人大代表住宿的抚顺宾馆对面，信访者每天络绎不绝。 抚顺是资源性城市，其主要资源煤炭渐近枯竭，五大煤矿现去其三，出煤量由每年1000万吨以上降到目前的600万吨。每个矿的职工人数都在3万至5万之间，包袱沉重，转型极为困难。据说，抚顺市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在辽宁名列末流。据有的人大代表反映，全市80万职工，约有30万人下岗，很多职工夫妻同时下岗，而每人每月所能得下岗补贴只有150元。 前任抚顺市人大主任李盛图认为，抚顺是辽宁省的一个缩影，老工业企业背负的历史包袱极重，进入市场经济环境之后，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为了适应市场经济，需要改造之处很多。改造，成本极高；不改造，更无出路。 近年来，抚顺与其他地区相比，差距越来越大。在辽宁省十余个城市中，抚顺的经济实力原来排在沈阳、大连和鞍山之后，名列第四，这从抚顺市车牌“辽D”上可以想见当年盛况。“如今从财政收入增长幅度上看，只能在辽宁省13个城市中名列倒数第三。”1986年离休的原抚顺市委书记陈学彬对记者惋惜地说。 抚顺市的主要领导近年来更迭过于频繁（在任均在一到两年之间），而且几乎都是由上面从外地指派，这既可能是经济没有搞好的原因，也可能是经济没有搞好的结果。 这种情况下，市领导的威信、可信度等自然就要打个折扣。从上到下，对抚顺的发展信心普遍不足。当地有关人士对政府作了这样一个评价：经济上不去，人也没管好。除了历史遗留的问题，人们自然要迁怒于市委、市政府，终于在选举问题上表露出来。 当然也不能简单地说组织部门工作做得不透不细。自2002年2月起，组织部门对候选人的选拔测评工作即已开始。但记者接触到的被采访者，无论是落选者还是意外获胜者，都批评这次选举是“按老思路来进行的”。“老思路”之一，对新时期人大的真正职能和地位认识不足，仍将人大作为党委和政府官员年龄将近离休时的“过渡驿站”，因而这次上面指定的几位候选人大部分来自其他政府部门，年龄无疑也偏大，如落选的左长桢66岁，经委主任王庭辉57岁，纪检委书记祁玉霞58岁，原检查长屈润芳也有59岁。 “老思路”之二，没有意识到抚顺作为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在战略转型时期对领导人才的实际需要，而是僵化地考虑班子的结构问题：每届班子中必须有年轻干部，还要有女性，还要有非党人士。左长桢在这届人大召开时，还有四个月左右就满66周岁，却仍然能够入围，党外人士的身份是重要原因之一。按人大选举的有关规定，党内最高候选年龄为61周岁，而党外人士可以再加五岁，即66周岁。对此，李盛图说：“即使是必须有党外人士入选，为什么不早点着手从党外人士中培养和选拔后备力量呢？今天局面的被动，也是以前的工作没有做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