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
以国务院“31号文”为标志的新一轮土地调控政策，其执行效果和影响尚待观察。
相较于国务院“28号文”，“31号文”旨在通过提高地方用地成本，进一步抑制地方多征超占土地的经济动机，包括解决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提高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缴纳标准、提高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征收标准等。
实际上，“31号文”推出的诸多措施，对提高征地成本和用地成本作用有限。在现行土地法律制度下，政府一手利用征地权，低价从农民那里获得土地，另一手则利用排他性权力，将建设用地高价配置给用地者。这种“低价进，高价出”的卖地机制，使地方政府成为货真价实的“土地经营者”，土地收入日渐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与土地“低价进，高价出”的巨额土地出让收入相比，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和耕地占用税、城市土地使用税收入，只能算“九牛一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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