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曾描述过政治家的品格：“能够预言明天、下周、下月以及明年将要发生的事情；并能在事后解释它为什么没有发生。”由于这两种能力严重不足，还常常要面对有关中印两国未来的问题，我能做的就是回顾已经发生的事情概貌，看看是否给我们某种提示，对预测未来有所启发。本文首先简要地对两国经济某些方面的变化做一个概括性的比较，然后给出不久的将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并粗略地说明影响两国经济发展和民主进程的结构问题和政治经济问题。
在此背景下讨论中国和印度，就不能回避民主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有关这一主题的公众讨论中，充斥着过度简化和陈词滥调；在展望未来时，本文的主要目标是深入研讨民主与发展的相互关系及相关治理问题中的复杂性。具体来说，我们将说明，民主会释放出既有碍又有利于发展的正反两方面力量，因而在治理与经济管理事务上，民主的参与性和程序性之间存在某种冲突；而威权主义既非发展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印度的选民中，穷人占绝大部分，但这也并未使政治家更多地关注持续减贫或提供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基础服务。在印度这样一个备受经济社会不平等和冲突困扰的异质化社会中，集体行动变得困难重重，日益高涨的民粹主义也阻碍了长期投资（而这样的投资可以解决印度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问题）和改革步伐。在中国这样一个更加同质化且更少冲突的社会中，其领导人可以更果断、更有目的地追求经济改革和长期战略，但是由于缺乏制度化的制衡和基于规则的体制，所以即使一个强势如中国的国家，其治理也存在某种缺陷，同时还面临着对危机状况作出过激反应乃至脱轨的危险。分权化治理结构是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关键，由于缺乏有效的民主问责制，它限制了中央政府约束地方官员的能力，使后者和地方商业利益联盟，过度追求经济增长（其结果就是环境破坏、征地、违反消费品安全标准以及不断扩大的经济不平等）。在印度，地方民主和自治仍然不足：区及以下级别的定期选举并没有在大多数地方建立可问责的政府（除了被地方权力精英俘获外，在资金和人事方面，地方政府不得不依赖上级政府），基本社会服务和地方公共物品的提供仍然不尽如人意。因此，尽管政治环境完全不同，但两国都存在问责制失灵的问题。稍后我们将详细讨论本段所概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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